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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與教育戰線上的撥亂反正
宋毅軍 

  《鄧小平文選》是我們黨嶄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其中二、三兩卷,匯集了鄧小平同志在形成和發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過程中最重要、最富有獨創性的著怍。第二卷即1975—1982年卷,是他1975年進行整頓和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起步階段的著作。

  1977年7月,鄧小平同志第三次復出,恢復了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他以主要精力著重抓了教育、科研戰線的撥亂反正。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中《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關於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及《軍隊要把教育訓練提高到戰略地位》等重要談話、批示、報告,集中反映了他在教育戰線撥亂反正、實現歷史性轉變的過程中,發揮的決策作用和作出的重要貢獻。這些重要著作,是鄧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當時全國各條戰線實現撥亂反正的一個先聲。

  今天,重溫這些論述,對於糾正目前教育改革和發展過程中的各種模糊認識和不良傾向,真正貫徹1994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認真實施《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實現90年代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任務,都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沖破兩個“凡是”的禁區,砸開“兩個估計”的枷鎖

  鄧小平同志在1977年7月重新工作之前,就向黨中央提出:抓教育和科技工作,首要之舉是堅決推翻教育戰線的“兩個估計”。

  “兩個估計”是1971年8月“四人幫”修改定稿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中提出來的,是林彪、江青一伙誣蔑建國后17年文藝工作為“黑線專政”擴展而來的。其內容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兩個估計”對建國后17年教育工作作了全盤否定,它像枷鎖一樣,緊箍在全國數百萬知識分子頭上。很顯然,要實現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推翻“兩個估計”勢在必行。

  不過,提出“兩個估計”的《紀要》是經過毛澤東圈閱、當時的黨中央批准的。而在1977年的8、9月份,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盛行,公開否定“兩個估計”要冒很大的風險。

  鄧小平同志給黨中央寫信,同別人談話,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帶領全黨重新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同時考慮如何推翻“兩個估計”的問題。1977年8月1日,他聽取招生工作匯報,有人問對建國后17年如何估計,他講:基本上要用毛澤東的“絕大多數是好的”話,要講毛澤東思想體系,講毛澤東說過的“老九不能走”。他認為,毛澤東在“文革”前的大部分時間裡,關於科研、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勵、提倡,是估計到知識分子中絕大多數是好的,是為社會主義服務或者願意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雖然,毛澤東在1957年以后講過一些過頭話,但在60年代初期,他還是支持科學十四條、高校六十條的。所以,沖破兩個“凡是”的禁區,砸開“兩個估計’的枷鎖,就要把毛澤東對教育方面和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主導思想講清楚”,“應當從總體方面完整地准確地表達出來”。

  據此,鄧小平同志在1977年8月8日講話中公開指出:對全國教育戰線17年工作的估計,“我看,主導方面是紅線,應當肯定”﹔對廣大知識分子的估計,應當說,“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管是科學工作者還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他們的勞動更辛苦”,“我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自覺自願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顯然,這兩個結論不同凡響,與“四人幫”的“兩個估計”根本對立。

  “四人幫”炮制的“兩個估計”,實際上有違於毛澤東的原意。根據后來查到的筆記本上的記載,毛澤東當時指示精神是:17年估計不要講得過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執行錯誤路線,不是大多數人,是一小部分人﹔多數知識分子還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執行封、資、修路線的還是少數人。不難看出,“四人幫”在修訂《紀要》時,不僅對毛澤東的指示斷章取義,同時還塞進不少自己的東西。因此,這一錯誤的《紀要》,特別是“兩個估計”,當時就遭到許多同志的質疑和反對。對教育戰線是紅線主導還是黑線專政的問題,在那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就展開過激烈的爭論。

  鄧小平同志敏銳地意識到,盡管有的同志害怕再犯“錯誤”,對“四人幫”殘酷迫害心有余悸,但是,徹底清算“兩個估計”的時機已經成熟。1977年9月19日,他在接見當時教育部主要負責人時,提出要對《紀要》“進行批判,劃清是非界限”。他直截了當地說:“兩個估計”是不符合實際的。建國后的17年,各條戰線,包括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戰線,都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路線佔主導地位,唯獨教育戰線不是這樣,能說得通嗎?怎麼能把幾百萬、上千萬知識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們現在的人才,大部分還不是17年培養出來的?針對一些同志的顧慮,他批評道:你們的思想沒有解放出來,管教育的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說話,還背著“兩個估計”的包袱,將來要摔筋斗的。他嚴肅地說:教育部要思想解放,爭取主動。撥亂反正,語言要明確,含糊其詞不行,解決不了問題。

  不久,根據鄧小平同志對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紅旗》雜志社整理了一篇評論員文章,論述的第一個問題,就包括對“兩個估計”的批判。鄧小平同志兩次建議中央政治局討論修改該文,確定是否發表。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這篇文章和全國高校招生問題,鄧小平等同志在會上批判了“四人幫”封鎖毛澤東關於對教育工作估計的罪行,指出要把這篇文章寫好,以調動廣大群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的積極性。11月18日,《人民日報》和第12期《紅旗》雜志發表了修改后的署名為教育部大批判組的文章《教育戰線的一場大論戰》,掀起了批判“兩個估計”的高潮。

  當然,鄧小平同志充分肯定建國后17年教育工作成績的同時,並不掩飾其缺點。他曾講:那時最大的缺點就是脫離實際,脫離生產,脫離勞動。正因為如此,教育需要改革。

  今天我們看得更清楚,當時推翻“兩個估計”,是教育戰線撥亂反正的關鍵所在。這一重大舉措,解放了廣大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充分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創造性,從而為恢復正常的教育制度、開創教育戰線的新局面提供了條件。

  進一步說,推翻“兩個估計”意義決不限於教育戰線,它是鄧小平同志批判兩個“凡是”錯誤主張,使全黨從極“左”僵化思想中解放出來,恢復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所採取的一個較早而又重要的步驟。

  二、重視教育工作,尊重人民教師

  重視教育工作,是鄧小平同志的一貫思想。1951年,他就明確指出:學校教育工作搞不好,關系重大,黨要過問學校工作,要解決學校教育問題,否則,人家會說共產黨隻講武化,不講文化。粉碎“四人幫’以后,鑒於教育戰線的實際情況,鄧小平同志對教育工作給予更多的關注。例如,1986年4月鄧小平同志會見香港著名人士時說:“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

  “文革”期間,鄧小平同志就與“四人幫”針鋒相對,花大氣力進行教育工作的撥亂反正。那時教育戰線是重災區,廣大師生員工遭受嚴重迫害,大批教授、學者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學校被迫停課、停辦或拆散。但是,“四人幫”卻大肆鼓吹“教育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獲得了“偉大成果”。1975年9月26日,鄧小平同志在聽取中國科學院負責同志匯報時尖銳地反問道:大學究竟起什麼作用?培養什麼人?有些大學生隻是中等技術學校水平,何必辦成大學?一點外語、數理化知識也沒有,還攀什麼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還有問題。后來,他針對某全國著名大學學生質量太低,三年級還補習初中課程的狀況,不無諷刺地說,干脆改名中學、小學算了。他還不止一次地說:中小學現在接不上茬,10年沒好好上課,很多中學教師水平也不夠。粉碎“四人幫”以后,鄧小平同志反復談到我國教育遭受“四人幫”嚴重破壞積重難返的情況,說明我國教育應盡快恢復正規的制度,從基礎開始,從小學抓起,爭取5年初見成效,15年大見成效。

  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離不開教育,鄧小平同志十分注意研究世界各國經濟特別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動態。60年代前期,我國科技水平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有差距但不很大。后來的十多年,世界科技發展突飛猛進,而我國卻處於停滯狀態。鄧小平同志說:我國科技、教育同發達國家相比,落后了整整20年。科研人員美國有120萬,蘇聯有90萬,我國隻有20多萬。他號召黨內外同志“從科學和教育著手”,追趕世界先進水平。

  振興中華的“根本大計是要從教育入手”。鄧小平同志認為,百廢待興不能百廢俱興,要抓重點,從問題堆裡找根本解決問題的東西。早在1975年9月,他就提醒大家:“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們提高工廠自動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員,這就要靠教育”。他提醒有關部門要注意科技隊伍后繼有人,而培養科技人員的基礎在教育。所以,實現四化不從科技、教育著手不行,隻有重新把教育搞起來,科技人材才有來源。可見,教育事業決不隻是教育部門的事,各級黨委都要認真地作為大事來抓,各行各業都要來支持教育事業,大力興辦教育事業。他針對1977年底恢復高考制度的情況說:關鍵是省、市委注意不注意教育問題,有3個省一注意就解決得好,其他省、市、自治區為什麼不可以照辦?

  扭轉社會風氣和抓好教育密切相關,鄧小平同志多次講,由於“四人幫”敗壞了整個社會風氣,現在就是要整頓學校和教育,整頓學生思想。隻有教育大中小學生都遵守紀律好好讀書,“慢慢就會帶來好的社會風氣”。他強調,改變壞的風氣,“要從小學教育開始”。

  鄧小平同志自告奮勇抓教育、科研,花費了相當大的精力。他在1977年尚未恢復工作時就講,不抓教育就沒有前途。10多天后他同中央兩位同志談話又強調: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為了廣開言路,他在1977年7月下旬剛開始負責教育、科技領導工作,就提議召開座談會,找一些敢說話,有見解,有才學的科研和教學人員參加,為的是廣泛聽取意見,讓大家來想辦法,他自己則准備“提點設想,鼓點干勁”。會議之初他就講,這個世紀還有23年,要實現四化、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就需要科研,搞科研就要有人材,培養科研人材就要從教育入手,8月4日至7日,鄧小平同志經常到會和科學家、教授們開懷暢談。8月8日,他在會上作了《關於科學和教育工作的幾點意見》的報告,就建國后17年教育工作的估計﹔關於調動積極性﹔關於教育體制、機構﹔關於教育制度和教育質量﹔關於后勤工作﹔關於學風等當時教育工作中的重大問題作了綱領性論述,使大家明確了方向。這是教育戰線撥亂反正的“大膽的講話”。鄧小平同志於9月19日又接見了當時教育部負責人,作了《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問題》的談話,促動他們“辦事要快”,把教育狠狠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他表示:“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頭頭,抓方針。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針性的東西,這些我是要管的。”

  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下,教育戰線在批判“兩個估計”和改革高校招生制度以后,出現了許多新氣象,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無論在教育界還是在社會上,大家都希望教育工作繼續切實解決面臨的許多實際問題,使工作有更大的起色。為此,鄧小平同志在1978年3月又提出召開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簡稱“全教會”)。他指示有關領導對教育中存在的問題作些調查研究,有針對性地解決。4月13日,他在審閱全教會報告后講,這次會一定要開好。在他的提議下,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召開全教會的有關文件。鄧小平同志說,這次全教會實際上是清理過去教育的問題,把一些帶政策性、方針性的問題肯定下來,同時還要研究教育工作有什麼特殊問題需要解決。

  繼全國科學大會之后,1978年4月22日,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鄧小平同志作了講話。他希望大家以敢想、敢說的革命精神,對教育工作中一些重大問題充分展開討論。這篇講話指導了教育工作向深度和廣度開展。5月15日,他在聽取全教會總結匯報時又作了重要指示,重申各省、市、自治區要注意教育工作。

  鄧小平同志歷來強調重教尊師。他認為,教育部門能否為四化培養出合格人才,“關鍵在教師”。重視教育,發展教育,就必須建立一支鞏固的具有較高政治和業務水平的教師隊伍。

  重教尊師,首先必須提高人民教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文革”期間,“四人幫”鼓吹不讀書、交白卷和批判“師道尊嚴”,還把知識分子誣蔑為“臭老九”,極大挫傷了廣大教職員工的積極性。對此,鄧小平同志憤慨不已:“幾百萬教員隻是挨罵,怎麼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粉碎“四人幫”后他又重申:知識分子的名譽要恢復。他力主推倒“兩個估計”,為包括幾百萬教師在內的知識分子正名。他把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看待。對人民教師,鄧小平同志給予很高評價。他講中小學教師中也有人才,“好的教師就是人才”,要珍視教師勞動,要珍視人才,人才難得!他肯定了絕大多數教職員工是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勤勤懇懇地為社會主義教育事業服務的,為民族、為國家、為無產階級立了很大功勞。他說:我們的科學家、教師發現和培養人才,本身就是一種成就,就是對國家的貢獻。一些年輕杰出的數學家由於老一輩數學家發現和幫助而成長起來,盡管有些人在科學成就上超過了老師,他們老師的功績還是不可磨滅的。他贊譽道:“為人民服務的教育工作者是崇高的革命的勞動者。”所以,“不但學生應該尊重教師,整個社會都應該尊重教師”。鄧小平同志希望有關部門熱情關心和努力幫助教師思想政治上的進步,對優秀的教育工作者,應該大張旗鼓地予以表揚和獎勵。同時,他也希望廣大教師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樹立起牢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

  重教尊師,還要改善教師的物質待遇。鄧小平同志提出要研究教師首先是中小學教師的工資制度,講按勞分配。採取適當措施,鼓勵人們終身從事教育事業。對特別優秀的教師,可以定為特級教師。各級黨委和教育行政部門,“首先要在可能范圍內,盡力辦好集體福利事業”。切切實實地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具體問題,對業務骨干要優先解決他們兩地分居的問題。要給教師消除疲勞、思考問題、總結經驗的時間,搞好勞逸結合,不能佔用他們的假期,他對小學教師政治地位和物質待遇特別關注。在他看來,一個小學教師,把全部精力放在教育事業上,就是很可貴的,要當好一個小學教師,付出的勞動並不比一位大學教師少,因此小學教師同大學教師一樣光榮。但是,現在小學教員工資太低。鄧小平同志認為,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學教員,工資可以評為特級。這種觀點和他“從小學抓起”,“小學是基礎”,“要辦重點小學”的思想是一致的。

  重教尊師,還要給教師創造必要的工作條件,提高他們的業務能力。鄧小平同志希望有關部門採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廣播、電視,舉辦各種訓練班、進修班,編印教學參考資料等,大力培養師資。他希望廣大教師努力在政治上、業務上不斷提高,沿著又紅又專的道路前進。

  三、辦好教育,提高科學技術水平

  抓科學技術必須同時抓教育,不能厚此薄彼,更不能隻抓一項而不要另一項。這是鄧小平教育思想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他總是把兩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強調統籌兼顧。

  鄧小平同志沒有主管科研、教育工作時就認為,國務院要把教育部和科學院一起抓。實現四化,趕超世界先進水平,都要從科研教育入手。他舉例說,日本新興資產階級從明治維新以來,開始注意科技、教育,在這兩方面花了很大力量,因而取得了很大成就。在鄧小平同志看來,各行各業都要把教育和科技一起抓。“在軍隊中,科研和教育也要一起抓。進行現代戰爭沒有現代戰爭知識怎麼行”?要使軍隊領導干部有知識而且尊重知識,這就要“辦好各級學校,經過訓練使軍隊領導干部掌握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和現代戰爭知識”。

  鄧小平同志還闡明了教育和科研一起抓的理由,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第一,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技現代化。而教育的任務則是培養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人才。我國科教戰線上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在普及全民教育、提高整個民族科學文化水平基礎上,“盡快地培養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專家。”

  第二,教育也要進行科學研究。鄧小平同志認為,教育部門特別是高等院校應當把科研作為重要任務之一。1977年7月29日,他在對教育工作的一次談話中說:“重點大學既是辦教育的中心,又是辦科研的中心”。同年9月14日,他在《關於召開全國科學大會的通知》中加了一段話:“小學、中學、大專院校是培養科學技術人才的重要基礎,而大專院校又是科學研究一個重要的方面軍”。他預見到,若干年后,學校科研機構也許同專業研究機構大致相等,那時,高等院校將承擔更加重要的科研任務。

  第三,教育、科技領域在“文革”中都遭受林彪、“四人幫”肆意摧殘,科技和教育工作者同樣被當作“臭老九”而受到鄙視、誣蔑、批判。這些都必須在粉碎“四人幫”后撥亂反正、正本清源。實際上,科技和教育工作者都是腦力勞動者,都為社會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我們應當把他們“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他們受到同樣的尊重,同樣的重視”。鄧小平同志自己還多次向科學和教育界人士表示:“我願意當大家的后勤部長”,同各級黨委領導同志一起,做好科研、教學的后勤保障工作。

  第四,科研和教師兩支隊伍之間能夠經常交流、互通有無。鄧小平同志提出,在教學上確有專長的科研系統的人應當抽調出來搞教育,支援教育。對科研系統抽出來支援教育的那些同志,教育部要在政治上、物質上安排好。一些搞科研同志不願意轉到教學方面,也可以兼課,規定一定時間到大專院校去講課。總之,有關部門“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如何協調,人員如何經常交流的問題”。

  另外,大中小學校教材和科研水平關系也很密切。教材必須“反映出現代科學文化的先進水平,同時要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在鄧小平同志看來,教書非教最先進的內容不可,必須要用先進的科學知識來充實。

  四、教育必須為四化建設服務,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鄧小平同志始終把教育和科技工作看作我國現代化建設總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1978年4月,他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提出:教育事業必須同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必須更有效地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后來,他將此概括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這是鄧小平教育思想的重點。

  教育必須同國民經濟發展要求相適應,主要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教育工作必須適應於、服從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在現階段,就是要改革那些不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教育體系,使我國教育事業有個大發展。二是教育工作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教育工作要培養出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需要的大批又紅又專的各類人才。

  馬克思主義強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新中國建立以來,鼓勵勤工儉學、半工半讀,注意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文革”中,林彪、“四人幫”則提出所謂的“開門辦學”、“小將登講台”、“朝農經驗”、“支工支農”等,完全拋棄了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的辦學原則。

  早在1958年,鄧小平同志就提出:“勞動也是教學,是政治思想課。”學生參加勞動,一必須、二適當、三可能,主要是使娃娃們養成勞動習慣,加強集體觀念。他為某大學題詞:“把勞動和教育結合起來,是培養具有共產主義品德和真實本領的年輕一代的根本道路”。20年后,他在多次講話中仍舊強調大中小學校要安排一定勞動,不過,勞動要對口,大專院校裡對口的校辦工廠還要保留。他認為,現代經濟和技術的迅速發展,要求迅速提高教育質量和教育效率,要求在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內容、方法上不斷有新的發展,然而,“最重要的是整個教育事業必須同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他引用列寧的話:無論是脫離生產勞動的教學和教育,或是沒有同時進行教學和教育的生產勞動,都不能達到現代技術水平和科學知識現狀所要求的高度。為此,他要求有關部門必須認真研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更好地貫徹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各類學校對學生參加什麼樣勞動,怎樣下廠下鄉,花多少時間,怎樣同教學密切結合,生產勞動、科學實驗和科學研究在學校教育中怎樣組織得更有計劃,使之更符合於經濟計劃和教育計劃的需要。這些都應深入研究,作出適當安排。否則,學生所學與將來要從事的職業不相適應,不能為四化經濟建設服務,這種學所非用,用所非學,豈不是從根本上破壞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那又怎麼可能調動學生學習和勞動的積極性,怎麼滿足國家經濟建設向教育工作提出的巨大要求?

  江澤民同志在1994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特別強調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認為這是我們教育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堅持社會主義教育方向的一項基本措施。為了落實這一原則,他指出要從幾個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學校要結合實際情況把這件事列入教學計劃,統籌安排,二是各級教育部門要進行具體指導和督促檢查,三是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加強領導,四是有關方面要積極支持和配合,為學生參加生產勞動提供必要條件。

  五、鄧小平抓教育工作的特點

  從1977年5月至1978年6月是鄧小平同志主管科技和教育工作時期。他在領導教育工作中具有鮮明的特點。

  1.形成了鄧小平教育思想的體系。鄧小平同志復出前已在為教育戰線撥亂反正做准備工作,復出后,他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業大發展、大提高﹔抓緊對青少年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新人等重要思想、觀點,在內容上前后銜接,相互貫通,形成了一個思想體系。

  2.深入群眾,廣泛地聽取各種意見。鄧小平同志多次召集科技、教育部門的負責人、科學家、教授開會座談,同石油等部門負責人座談,了解情況,廣泛聽取各方面提出的不同意見。同時,他還同國外來訪的科學家、學者和教授廣泛接觸,對他們口頭或書面提出發展中國教育的正確意見都一一肯定。可以說,他這一時期關於教育工作的許多寶貴論述,是博採百家、集思廣益的結果。

  第三,實事求是,正視教育工作存在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多次指出我們教育發展的落后狀況和存在問題,在同外賓談話中也直言不諱我們同外國的差距。

  第四,堅持真理,無所畏懼。這一時期,鄧小平同志大刀闊斧,敢為人先,以不怕再次被打倒的勇氣,旗幟鮮明地提出與“四人幫”針鋒相對的觀點以及切實可行的方針、措施。他在8月8日的“大膽講話”,9月19日的嚴厲批評,以及許多談話、批示,都表現出堅持原則、捍衛真理的可貴革命精神。

  第五,抓重點。指出小學是重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是高校的重點。這一時期的教育工作千頭萬緒,鄧小平同志主張抓重點。大中小學中,他認為應該先從小學抓起。抓小學必須解決小學教師的各種實際困難。高等院校中,他首先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兩所在“文革’中遭受嚴重破壞的著名學府,解決兩校問題又從肅清“四人幫”影響、調整學校領導班子入手,這樣搞好重點,推廣典型,以點帶面。

  (作者宋毅軍,1957年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當代中國史研究》(京)199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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